新刁民运动——惟恐天下不乱党行动指南


新刁民运动——惟恐天下不乱党行动指南(20160512)

一 

中国正处于史上最惨烈的真正的极权时代。当局通过大数据及信用体系,可以掌握每一个人的通信内容、社交关系以及出行状况。为抗争而进行任何形式的串联都几乎不可能,所有有组织的反抗都被扑灭在萌芽状态。当局已经成功通过打压社会让抗争者原子化,政治反抗进入冰河期。

在体制加强审查及加强对民间社的打压的情况下,即便有人试图用启蒙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发育,但就宏观层面呈现的局面而言,整个社会呈现快速溃败之势,社会将继续变糟,无法发育出能够倒逼改良的民间社会。

在中国当前极权体制及网络化维稳格局下,任何个体在利益或权利受损时,都没有必要的司法渠道提供救济,亦没有持续存在的空间提供公共参与,民众想做公民而不得。

权贵压迫掠夺无底线,民众即使强忍屈辱放弃尊严做一个顺民,财产生计亦将随时不保。如厚颜讨要,轻则被权贵视为贱民冷眼相看,重则遭专政手段伺候拘留判刑,甚至如钱云会般枉死轮下;如无奈还击,夏俊峰般的结局将无法回避。

即便能在权贵淫威下苟延残喘生,也未必躲得过毒食品、雾霾天、含镉米、重污水......当活着就成了侥幸,不妨先学会做一个刁民。

中国未来的变革,动力何在?自由民主的空泛理想可以感召一些人,但完全不足以成为推动变革发生的动力。只有基于民众切身利益的运动设计,才能驱使更多饱受功利主义涂毒的普通民众投身到变革的历史进程当中来。

新刁民运动是在当前极权政体及网络化维稳格局下的一项民众自救运动和权利运动,是惟恐天下不乱党的行动指南。运动的基本任务是推动民众成为刁民,从而让个体能够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并进而为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刁民可以穷尽法律的舆论的及超限的一切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最大化。统治者必然要在维稳成本与受害人利益之间权衡,这是刁民的着力点。把部分维稳成本转化成自己的收益,是刁民短期目标所在。制度变革则是刁民的最终努力方向。

刁民向来都是革命的基础性力量。当社会矛盾尖锐,救济渠道失效的时候,刁民就会增多,统治者如不给出路,刁民很容易就会成为暴民。当代“暴民”清算的,向来是依附极权作恶的既得利益权贵阶层。这将迫使统治者作出选择——要不数人头,要不被砍头。刁民社会的崛起和发展,势将倒逼统治者被动或主动转型。

刁民对维稳成本的消耗将有助于转型临界点的早日到来,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的人士应该尽可能在道德上技术上给刁民提供支持,推动新刁民运动的广泛蓬勃开展。


刁民适合一切利益或权利受损的个体,尤其适合于利益或权利受损而求告无门的群体中的个休,如征地拆迁上访群体、无法就业的毕业学生群体、复转退军人、国有银行买断工龄员工及民办教师等群体。暂时感受不到利益或权利受损的人可暂且观望,随着统治者对社会财富掠夺的加剧和经济环境的转变,加入刁民行列只是时间的问题。

学做刁民,就要穷尽一切手段,包括法律的、舆论的甚至超限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及权利的最大化。只要是能增加对手成本的手段,就是有效的手段。统治者必然要在维稳成本与受害人利益之间权衡,这是刁民的着力点。现实的利益算计会因维稳系统存在既得利益而变得更加复杂,但维稳系统的支付能力总是有限度的。当统治者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这种支付能力的局限就极可能导致当局丧失足够的控制力。

依靠法律手段的维权运动已经走到尽头。新刁民运动在内涵外延可使用的手段都远超过维权运动,所以不仅仅是维权运动,更不是维权运动的在网格化维稳下的新形式。新刁民运动首先是一个可以穷尽一切手段的自救运动,然后才是维权运动。

新刁民运动也不同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运动报告》中称赞的“痞子运动”,痞子运动是针对同为自治体里面的地主富农乡绅的“红色恐怖”行为,而新刁民运动针对的始终是侵害他们利益的统治者,刁民最终努力方向是制度变革,在条件具备时转变成为公民。

在官民对立的语境当中,被官方污名化的词,民间可以节省论述成本顺手拿过来赋以新内容。官员不屑“屁民”,民众乐意以“屁民”自居;当局“反低俗”,网民就来个“草泥马”反“反低俗”。当局不让民众成为公民,民众不甘做顺民,那就做个当局反感的“刁民”。  新刁民运动不是自我丑化,而是戏谑欢乐的反抗。


新刁民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民众成为刁民的能力,从而让每一个个体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策略上,摒弃所有的集体的“大局”的观念,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和依归。不妨先利益再权利,先物权再人权,先自己再他人,先个体再群体。

新刁民运动既是温和的,也是激烈的。例如许志永王功权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可以视为新刁民运动的比较温和的组成部分。激烈的,杨佳、夏俊峰、范木根都是刁民中的楷模。
刁民首先先应穷尽现有的救济渠道,如法律诉讼、上访及向传统媒体投诉。

能起诉的尽量起诉。将诉讼过程充分地通过(新)媒体曝光,将对方的罪恶通过法律文件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就能给统治者制造压力。联合其他受害者,发起集体诉论或数量众多的个别诉讼,增加统治者的司法成本作为谈判的筹码。

但在维稳体制下,上访只是刁民一种可用的手段。上访者不要寄希望于信访体制能解决问题,但通过上访,在信访系统里面登记相关信息,就会给地方增加成本。在一票否决的截访系统中,对地方来讲,成功的上访往往是不能接受的。

至于传统媒体,向他们投诉反正没什么负作用,但切记曾经一度摆出公正姿态的媒体,如央视的“焦点访谈”、南方报系等,终究还是党媒,不应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刁民要善用基于新媒体的舆论工具,坚持在网络持续发布自己的材料及诉求。不要怕被删除,只要是在网上发布过的,就有可能被网络存档及索引,就会对对方构在压力。国内的微博要用,恶性的事件有可能快速形成热点;境外的推特更要用,压力可以长时间维持。花点时间学会翻墙是值得的。

统治当局在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民众的记忆及抗争的经验,微信是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一切全在当局的控制当中。微信的信息不便转发不能留存不被索引,如果只在微信发布信息,刚是在帮助当局消除记忆。微信可用,但更应该使用推特这一类的可持续开放平台。

刁民要掌握超限的手段,一是针对执行层的个体,二是善用维稳这把双刃剑。前者的意思是,离开体制的依托,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一定比他们的工作对象更具资源和实力。他们“关心”你的家人,你也“关心”一下他们的家人。

善用维稳这把双刃剑,就是以制造不稳定作为筹码迫使对方妥协,把他们的维稳成本转化成自己的收益。充分使出刁民“无赖、狡猾、奸诈”原有特性来对付庞大的体制,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同时让对方无从下手或下手时代价更高,例如在2015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时,访民勇敢拦截其车队,就是新刁民超限战的完美体现。


有些人认为,方法和目标应该一致,不过这是对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对于被逼到绝处的弱势群体来说,能让当局让步的办法就是好办法,有效的办法就是好办法。在公法不彰的情况下,朴素正义、传统伦理和自然法则就是更高的准则。

做一个刁民,政治上基本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随时提醒自己,不是赵家人,不谋赵家事。但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迟早也会关心你。多了解政治,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生活中不能自由行使的政治权利,要想办法变现,例如不必拒绝别人买选票,还要想办法卖个好价钱,这起码体现了权利的价值。变现也在增加对方的成本。

给体制增添麻烦,就是刁民为自己增加筹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给体制增添麻烦,就增加了体制的运行成本,间接也就摊薄了体制对付自己的压力。对不公不义的事件,去起个哄,转个贴,扔块砖,对自己都是有利的。利己利人的事,不妨多做。反过来,帮体制减少麻烦的,除非直接有助于刁民群体,则应视为帮凶。

在鸡蛋和高墙之间声称保持中立的人,不把批评的矛头准作恶者反而挑剔反抗者言行的人,特别是指责民众是“暴民”及“唳气”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当局的帮凶。

“无代表,不纳税。”少交50块钱的税,军队就少一颗射向人民的子弹。不给党国财政做贡献就是支持国家自由的行动,不能报销的时候就不要开发票,能保修就尽量买水货,社保养老金之类的能不交就不交。走私无罪,偷税有理。唱空经济,卖房变现买美元,收割资产泡沫化及汇率管制的红利,好处别让权贵全给占了。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想变天的不怕事多,拿出唯恐天下不乱的刁民精神,哪人多往哪赶,哪有冲突往哪凑,风头不对就赶紧跑,警察敢动手就给拍下来放上网,同时别忘帮个腔——“警察打人啦”。有群体抗议的信息就赶紧帮着转发。有机会参与更激烈的进程时,也可尝试参与,说不定变天就有你的功劳。

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四伏,矛盾尖锐,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广泛运用“扔火柴”策略的好时机。捕捉民众的不满情绪,利用互联网,及时匿名发起一些活动,或联署或快闪或集会,以这种方式扔出火柴,引爆随处可见的火药桶。能炸死统治者最好,炸不死也能调动维稳力量,拖疲拖垮统治者。

中国群体事件每年数十万起,但这些单点振动欠缺同步信号而未能引发大范围的共振。每年林昭忌日、每年清明及六四的天安门广场,都可以视为统一时间地点的同步信号。刁民们不妨寻找共振信号及擅加利用,所有的维权人士都可以找到千百倍放大自己影响力及达成自己诉求的捷径。

包括复转退军人民办教师买断工龄银行职工各类受骗的投资者等维权群体,人数都动辄以十万百万计。行动越升级风险也越大,但找出应该负责任的具体官员并针对性的施加压力,如人肉搜索腐败事例甚至堵家门打他们一通,相信比较容易取得显著效果。十万百万人面对政权,没有优势,但针对具体个人,胜算明显。

刁民相互之间不妨多学习多交流多串联,特别是跨地域跨界别的交流和串联。一些人经过多年的维权抗争,已经具备广泛的知名度,刁民不妨多向这些人学习,信息也可以通过这些中枢快速扩散传播。

同类型的刁民间要建立广泛有效的横向联系,适时和网络组织、NGO组织及反对组织取得联系,争取道德上、专业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甚至协同发起群体动作,群体协作下的议价能力将会更强,迫使当局让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刁民要刻意培养自己为核心的小群组,自己有事时能有人帮腔有人出手,事情就好办多了。群组人多了,注意培养信任的核心成员再分成新群组。层级交叉结构会更稳固可靠。同城聚餐这样的形式,刁民一样可以用,并且可以更随意更宽泛,不必限定时间,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就可以交流刁民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刁民聚在一起,谈谈“赵家人”、“六个情人”、“27亿美金”、“巴拿马文件”及“姐夫”之类的话题也不错。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人,不过是诲淫诲盗之辈,不要被影帝们的眼泪和假象所欺骗。从心底里鄙视他们,建立自己的心理优势。

行动上,新刁民运动可以使用一些简洁的口号,如“不做习民做刁民”、“不做顺民做刁民”、“想成为公民,先做个刁民”、“公民暂无土壤,刁民才是出路”、“公民,从刁民做起”、“刁民,公民的必由之路”、“我是刁民我怕谁”,让做刁民成为力量与信心的源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把部分维稳成本转化成自己的收益,是刁民短期目标所在。但在极权体制的网格化维稳格局之下,任何曾经有效的策略和经验都无法确保下一次或换个人继续有效,权力能得到制衡的制度才是刁民利益和权利的最终保证。制度变革则是刁民的最终努力方向,刁民保障私权的行为客观上将会创造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这已经是在推动社会的变革,对未来的民主化建设利大于弊。

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的人士应该尽可能在道德上技术上给刁民提供支持,推动新刁民运动的广泛蓬勃开展。对于致力于推动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从号召更多的人成为刁民并帮助刁民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这个角度入手,无疑比号召大家学做一个公民更具操作可能,民众也更容易接受,从而为民主转型创造条件。

刁民消耗的维稳成本越多,社会空隙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社会空隙产生后,政治反对力量才有可能找到立足点,推动转型的临界点早日到来。

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有志于推动制度变革的刁民,可称为新刁民。新刁民可视为是专制政体下具备公民素质的民众。民主转型确立后,在制度能够保障民众的利益和权利的情况下,如能及创造公共参与的环境,同时在清算罪恶的基础上倡导宽容,新刁民就自然成为公民。


温云超(北风),2014年1月初稿,继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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